特朗普在9月26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說，他相信雖然美國發動了貿易戰，但中國仍然是尊重他的，因為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大腦”。無論是總統的非凡大腦使然，還是更傳統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力量使然，美國的關稅戰都會讓用十年時間才實現的全球經濟復蘇脫軌。

　　三種升級情形

　　當前的緊張局勢會導致什么后果？特朗普關稅戰的進程可以透過三種情形來描述，以展示爭議如何從一場雙邊貿易沖突，*終發展成為一場潛在的全球貿易戰。特朗普政府在今年春天發出一系列關稅威脅后，已經把經濟賭注從500億美元增加到2000億美元，而現在威脅已經擴大到中國出口到美國的5000億美元商品(表1)。

　　情形一：

　　單邊糾纏。這個階段從今年7月開始，兩國都向對方的340億美元進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并準備對另外152 0173 3840億美元商品加稅。由于受牽連的商品只有500億美元，關稅對經濟的影響分別僅限于中國GDP的0.1%和美國GDP的0.2%。此時特朗普的一些關鍵選民，如美國商會和美國農民協會，展開了反對關稅的運動，不久后美國零售商和許多其他行業協會也加入進來。

　　情形二：

　　“美國優先”升級。冷戰后，每一位美國總統在大選中都會玩抨擊中國的把戲。然而，特朗普是**個在白宮說到做到的人。隨著貿易戰升級，他的賭注翻了兩番，達到2000億美元。相對于**種情形，其潛在的附帶損失也翻了兩番。在中國GDP可能會減少0.4%，在美國GDP可能減少0.8%。

　　情形三：

　　全球貿易戰。第三種情形已經可以說是全球經濟在本世紀以來所面臨的一大威脅，因為中國不斷被當成美國貿易逆差的替罪羊。當白宮把關稅戰的賭注增加到5000億美元時，潛在的附帶損失將比**種情形大十倍。中國GDP有可能損失1%，而美國GDP的凈損失可能達到2%。

　　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破壞

　　繼2017年出現大幅上漲后，亞洲的進出口迄今保持著良好勢頭，許多經濟體繼續以兩位數增長。但目前外部環境出現了高度的不確定性。全球金融危機剛剛過去十年，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三大支柱的世界貿易、投資和人口流動如今就面臨著沉重的打擊。

　　貿易下降

　　據WTO估計，2018年商品貿易量將增長4.4%，比2017年的水平低了幾個百分點。但隨著特朗普的關稅加劇了貿易緊張局勢，商業信心的下降和投資決策的轉變有可能影響4.4%這一增長前景。一場全面的貿易戰給貿易復蘇造成的破壞有可能持續好幾年。

　　投資停滯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球投資飆升到了接近2萬億美元。聯合國曾經預計，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動在2017年恢復了增長，2018年將超過1.8萬億美元。然而事實上，去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額跌至1.5萬億美元，比危機前的峰值還低15%。短期內，特朗普的貿易戰和美聯儲加息看來都會削弱全球的投資前景。

　　移民危機

　　2001年恐怖襲擊發生，接著就是美國領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再加上中東和非洲其他地區的沖突，總共有超過6800萬人被逐出家園。這釀成了1945年以來全球*大規模的人口流離失所。在特朗普時代，關稅戰和美國移民政策的歷史性倒退都有可能加劇地緣政治摩擦，進而帶來新的移民危機和恐怖主義。

　　全球經濟前景不再幸免

　　2017/18年度，美國與中國、墨西哥、日本和德國存在著巨額貿易逆差，與其他一些國家有少量逆差。除了歐盟以外，這些經濟體還包括美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伙伴，美國在東亞的地緣政治盟友(日本和韓國)，以及低成本的亞洲新興國家(表2)。如果特朗普總統信守承諾，挑戰這些與中國一樣的“逆差罪犯”，那么貿易戰將會四處蔓延。

　　不過，特朗普的貿易強硬進程可能已經停滯不前。特朗普的白宮從共和黨控制的國會獲益不少，但現在民主黨和美國的貿易伙伴都準備等到中期選舉之后再進行談判。中期選舉結果有可能明顯(如果民主黨贏得眾院)或*大(如果民主黨贏得參眾兩院)限制特朗普的影響。當美中兩國重啟對話時，我們預計會出現以下四種情形中的一種：

　　情形一:

　　實用主義占上風。雙方從*初的立場后退，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讓步。由于兩國都不是嚴重地依賴外部需求，關稅時間表的生效或許會被推遲或淡化。為互相保全面子，雙方共同采取讓步措施不是沒有可能，盡管可能性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全球供應鏈將基本保持原狀，投資者和商業信心回歸，經濟展望被上調。

　　情形二:

　　承認分歧。雙方重申現有的經濟和戰略對話機制，并開始就兩國在知識產權、技術轉讓、投資審查、市場準入以及戰略并購等方面的分歧進行必要的對話。在這一種及其隨后的情形中，地區供應鏈將被重置。除了市場的周期性波動，經濟確定性將得到恢復。全球經濟前景雖然會遭受挫折，但假以時日的話終將有所改善。

　　情形三:

　　實現某種程度的平衡貿易。在這一機會主義情形下，中國承諾通過減緩去杠桿化、推遲經濟再平衡和對進口商提供大力支持，來吸納大量的美國進口產品。看上去，貿易平衡狀況將因此變得更好，雙邊逆差也會減少，但可持續的貿易平衡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實現。

　　情形四：

　　全球貿易戰。雙方都準備打持久戰。雙邊爭斗蔓延到其他地區，全球供應鏈中斷。美中貿易戰將導致亞洲經濟放緩，這會使若干地區的經濟前景*為黯淡，全球增長前景將被大幅下調。

　　在政策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情形一和情形二目前看來不太可能(盡管中期選舉之后可能性增大)。由于特朗普總是愛用晚間的推特扼殺白天談判的前景，情形三可以說已經夭折。如果是情形四勝出，那么貿易保護政策將使國際環境急劇惡化。

　　盡管*近的加息讓美元走強，同時給本來可以推動全球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制造了普遍的困擾，但白宮正一步步走向陷阱，這個坑可以是任何東西，卻唯獨不會是避風港。國際社會不應該對特朗普亦步亦趨，否則，就會助長對全球貿易的新打擊，引來新的保護主義者對歐盟和亞洲地區貿易大國發動攻勢，這差不多就是確保讓情形四成為現實。相反，我們需要的是國際社會起而支持有助于實現情形一和情形二的貿易行為。從長遠來看，只有這樣的情形才符合美中兩國經濟及全球經濟的利益。

　　貿易戰并非死局新“絲綢之路”是契機

　　早在13年前，王建鉚教授參與的一個世界經濟論壇項目討論過美歐針對中國可能會出臺的歧視性措施，其中包括“提高針對中國的進口壁壘”“阻止中國對美歐企業的投資”“減少對中國學生發放美歐留學簽證”等等。這些措施在今年的中美貿易戰中，幾乎一一應驗。

　　貿易戰的結果是雙輸，從長期看，美國的損失將大于中國；而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局主要還是來自內部。

　　貿易戰并非死局

　　十幾年前就有經濟學者開始對2025年的中國和世界進行預測。2005年，中國還在“入世”過渡期，筆者參加了世界經濟論壇的研究項目《中國和世界：到2025年的腳本(China and the World: Scenarios to 2025)》。該項目以內外兩對可能性【有效的體制改革(簡稱有效改革)-無效的體制改革(簡稱無效改革)、包容性全球環境(簡稱包容環境)-歧視性全球環境(簡稱歧視環境)】的組合為主線，描述了中國在2006~2025年的三種腳本。

　　**種腳本名為“地區之盟(Regional Ties)”，從靜態看是有效改革和歧視環境的組合(箭頭止于右下)，從動態看是包容環境導致有效改革，有效改革導致歧視環境(路徑先向上，再向右，再向下)。

　　第二種腳本名為“未踐之諾(Unfulfilled Promise)”，從靜態看是無效改革和包容環境的組合(箭頭止于左上)，從動態看是包容環境導致無效改革(路徑先向上，再向左)。

　　第三種腳本名為“新絲綢之路(New Silk Road)”，從靜態看是有效改革和包容環境的組合(箭頭止于右上)，從動態看是包容環境導致有效改革(路徑先向上，再向右)。

　　在**種腳本的**階段(2006~2010年)，項目組設想了2008年出臺的針對中國的一系列歧視性措施：

　　加強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壓力；

　　提高針對中國的進口壁壘；

　　阻止中國對美歐企業的投資；

　　阻止中國分享技術和商業專門知識；

　　減少對中國學生發放美歐留學簽證。

　　然而當時沒有人想到，2008年迎來全球金融危機的大爆發，全球金融危機成為中美關系的一個轉折點。早在2009年，筆者就開始聽到美方智庫人士向中方傳遞明確信息：華盛頓彌漫著對中國的失望之情，如果這樣下去，美國對華政策必將發生巨變。

　　中美意識碰撞的主要問題如下：

　　“四萬億”問題。美方認為“四萬億”超級寬松財政政策表明中國的市場化轉變為去市場化。

　　匯率問題。由于和“四萬億”配套的超級寬松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從略微低估轉變為明顯高估，人民幣的升值趨勢轉變為貶值趨勢。貿易失衡問題。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將使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從趨于縮小轉變為趨于擴大。

　　“中國制造2025”問題和中國的科技現代化問題。美方認為中美經濟關系將從互補性為主轉變為競爭性為主，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則將使美國在競爭中處于下風，中國的科技現代化將威脅到美國的科技霸權。

　　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人民幣國際化將威脅到美國的金融霸權，而金融霸權是美國的科技霸權和軍事霸權的基礎。

　　貿易戰是雙輸，徹底的“全面脫離”是更大的雙輸。如果出現完全獨立于美國的中國新經濟，美國新經濟將失去中國市場，從短期看中國的損失大于美國，從長期看美國的損失大于中國。

　　貿易戰預示著歧視性全球環境，但是貿易戰會不會升級為徹底的“全面脫離”，會不會升級為“新冷戰”，這取決于中美國情、中美關系以及中美和其他主要國家的關系，也取決于中國如何應對貿易戰。

　　因此，中國應該妥善應對貿易戰，但是目前面臨的困局主要來自內部，這是中國*需要警惕的方面。

　　警惕超級泡沫化的發展方式

　　2009年中國出臺了名為四萬億、實為十幾萬億的超級寬松財政和貨幣政策，不但導致經濟二次過熱、房價失控，而且導致折舊比重急劇升高。正巧同時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導致勞動報酬比重停止降低，使得回報不變的粗放發展轉變為雙重回報遞減的超粗放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低工資標準5年翻一番，導致勞動報酬比重升高，使得雙重回報遞減的超粗放發展轉變為雙重回報遞減的粗放發展。

　　因此，發展方式路徑意味著從“四萬億”開始到“十二五”結束的7年內，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相當于9年的雙重回報遞減發展，離舊經濟泡沫危機的爆發已經不遠。由于中國的房價收入比和房價房租比已經高于美國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中國離虛經濟泡沫危機的爆發也已經不遠。

　　以新經濟應對挑戰

　　美國新經濟的主要形式是硅谷，德國新經濟的主要形式是隱形**企業(Hidden Champion)。赫爾曼·西蒙在其名著《隱形**》中對世界上2 734家隱形**企業進行了匯總統計，其中德國1 307家(德國西部1 262家)、美國366家、日本220家、中國68家。每百萬人口隱形**企業數，德國16.0家、日本1.7家、美國1.2家、中國0.05家。

　　赫爾曼·西蒙還對專利*多的一批德國大型跨國公司和隱形**進行了對比：每千名員工專利數，跨國公司為6件，隱形**為31件；專利平均研發費用，跨國公司為271萬歐元，隱形**為53萬歐元。新經濟的關鍵是創新效率，隱形**的創新效率明顯高于跨國公司。隱形***多的德國也是全球競爭力*強的國家。根據赫爾曼·西蒙的統計，德國2004~2013年的人均出口額是日本的2.8倍、美國的3.9倍、中國的14.8倍，如果按附加值計算的話差距更大。

　　由于知識是非競爭性的，在正常情況下，不同國家的新經濟之間不僅存在競爭，而且存在互補，美國的硅谷和德國的隱形**之間就是如此。例如特斯拉公司的自主駕駛概念車就大量應用了德國隱形**的部件和專利。隱形**在德國西部遍布于大中小微城市，不但縮小了地區發展差距，而且降低了自然和人為風險。未來幾十年，硅谷所在的美國西海岸發生大地震是大概率事件，硅谷的新經濟不但潛伏著自然和人為的高風險，而且擴大了地區差距，導致了社會分裂。

　　新經濟有新規律。大政府體制和知識經濟是不相容的，因為知識經濟學**定律就是知識生產規模回報遞減。上述大型跨國公司和隱形**的對比以及過去幾十年的其他實證研究都證明了這個定律。

　　嚴重的虛經濟泡沫不但釀成危機風險，而且使得中國全部一線城市因房價遠超硅谷在成為硅谷之前的房價而無法成為中國硅谷，使得大批優秀企業家因脫實入虛而無法成為中國隱形**的***。

　　新經濟有不以社會制度為轉移的規律，法治和市場經濟都有不以社會制度為轉移的規范。如果中國通過有效改革健全法治和市場經濟，形成良性競爭關系和新的互補關系，就會創造出新的包容性全球環境，而這才是真正的“新絲綢之路”。（**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