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食品安全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對于零售商而言，終端的食品安全保障有賴于前端供應商的各盡其責。鑒于這方面的法定義務和消費訴求，零售商關注的供應鏈管理同樣包括對食品安全的管理。期間，食品安全追溯通過收集前端供應商的產品、主體等信息，為消費者的知情選擇提供信息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一旦發現食品安全問題，可根據記錄在案的信息確保產品可召回、原因可查請、責任可追究。比較而言，探索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以信息化手段建立食品安全追溯體系是生產經營者自覺履行保證食品安全義務的體現。這一自覺在“萬物上鏈”的大勢所趨下，無疑會給先行者帶來保證食品安全、促進食品可追溯的先動優勢，如市場先機和多方贊譽。

　　然而，即便食品安全追溯成為區塊鏈的熱點應用場景，食品生產、流通、銷售等操作仍是線下周期。在未引入區塊鏈技術之前，也有二維碼等信息技術用以食品的身份驗證、源頭追溯。面對線下的物流和線上的信息流，但凡依托于人工的信息錄入，依舊無法打消區塊鏈技術能否真實同步線下線上信息的質疑。不斷出現的“區塊鏈大米”、“區塊鏈白酒”也加劇了區塊鏈技術應用于食品安全的亂象。不同于區塊鏈技術到食品安全追溯的拓展應用，食品供應鏈管理本身便有從信息共享來優化管理的路徑。相應的，鑒于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自治性、開放性等特點及其在促進信息共享中的作用，更為明智的探索是如何在供應鏈管理中融合區塊鏈技術來優化管理，包括食品安全全程追溯。

　　誠然，引入新技術會增加管理成本，但利潤導向下的增負選擇可以通過供應鏈的可視化、智慧化來提升供應鏈管理效率、迎合行業發展趨勢、回應消費者訴求。例如，加大供應鏈的透明化管理是與日俱增的監管要求和消費預期。因此，微觀如生產經營者，其也有意愿選擇“做正確的事”，以促進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宏觀如政府，政策調控也需與時俱進，進而為新發展提供適宜的“放管服”環境。在此，《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積*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便指出了供應鏈的定位是全過程高效協同的組織形態，且在客戶需求的導向下實現資源的整合利用。因此，當在供應鏈管理中融合新的信息技術時，產業組織方式、商業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的創新，也是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場景組成。也就是說，區塊鏈等技術不僅僅只是互聯網時代的新生產力，更由此帶來了新的生產關系，后者具有協同、共贏等特點。

　　家樂福在將區塊鏈技術應用到食品追溯領域時，便以上述的認知重構了供應鏈內的信息傳輸方式和參與者之間的角色定位與合作模式。概要來說，鑒于區塊鏈在信息傳輸方面的新路徑，即去中心化的數據庫和參與者之間環環相扣的分布式記賬，家樂福的區塊鏈應用為成員之間的信息記錄、共享、獲取等創建了以下原則，包括一是參與者作為信息源頭的責任人輸入管轄內的信息，二是盡可能地在信息生成時將信息錄入區塊鏈，三是所有用于追溯的信息都應記錄在區塊鏈中，四是供應增值鏈中的參與者都是追溯平臺的利益相關者，五是每一個參與者都可以隨時免費獲取權限內的數據。質言之，但凡參與家樂福區塊鏈應用的合作伙伴，都會遵循這些原則，并以此來管理相互間的合作關系。

　　二、數據之上的合作治理

　　區塊鏈的技術應用貫穿于食品供應全程，信息可包括農業源頭的投入品使用信息和零售端消費信息的搜集以及過程中運輸、倉儲等信息。通過保證上鏈信息的真實性以及信息共享和獲取的便捷性，鏈圈的參與者不僅可以優化自我管理和預測并規劃業務進度，還能加強和合作方的協調合作。尤其是，在從物質匱乏到生產過剩的發展中，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供應鏈可以通過對接環節、精準匹配、整合資源、優化流程等來推動供給側的改革，進而確保食品的數量與質量迎合消費需求并建立上下游企業合作共贏的協同發展機制。而且，從追溯信息到追溯平臺，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和私主體的聯盟治理也踐行了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原則要求。

　　實踐中，區塊鏈技術的引入可由零售商等單方發起，依托于第三方的技術供給。但是，對于加入鏈圈的參與者而言，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包括在信息記錄、保存方面的義務分擔和數據共享、獲取方面的權利享有。同樣的，管理模式的選擇也是基于參與者的事先同意或共同商議。期間，線上線下數據同步以保障源頭數據的真實性是一項重要的管理原則，要求信息生成后**時間上鏈。當線上的履約可以依托于技術性的架構規制時，線下的同步與否，即是否履行數據上傳約定又或者該如何懲戒違約者，市場本身便是重要的制約力量。如共同選擇第三方作為合規評估方，以退市作為失信懲戒，以產品推優作為參與和合作激勵。當然，更大的成功來自于消費者的認可。因此，加強消費者對于技術應用的認知和認同也是重要的宣傳教育工作。

　　如上所述，私主體的創新可以帶來先動優勢。與此同時，考慮到管理決策所需的信息依據，先發也面臨著監管回應不可知這一劣勢，即政府監管如何回應技術創新和商業應用。就食品安全追溯這一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場景而言，公私合作是應有之意，因為生產經營者是建立追溯體系的主體，政府扮演著指導與監管的角色。而且，推動可視化、智能化的供應鏈創新主體也是企業。因此，針對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用區塊鏈技術和借助數據共享推進的管理創新和合作治理，政府的指導和監管也需要在“放管服”的多維度下推進合作式監管。

　　**，針對區塊鏈這一新技術的擴展應用，政府監管正從“缺位”轉向“歸位”。從國內的部門規章到國際性技術標準，政府的介入不僅僅只是為了強化對區塊鏈技術的應用監管，也可以用區塊鏈技術來實現技術驅動型監管。對于前者，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釋放了國家相關主管部門意在通過規則細化來宏觀監管區塊鏈技術應用的監管信號。對于后者，“監管科技”、“以鏈治鏈”、“治理科技”等概念發展便是為了推動以技術為中心的新監管范式，這既包括從方式上側重數據驅動的監管升級，如事中的實時監測來及時發現、處置違法行為，數據的聚合、處理來分析和預測風險和有效防控，也包括從主體上促進公公之間、公私之間的數據交互。對于這一目標，區塊鏈技術的標準化是促進主體共識、實現數據共享的基礎性工作。

　　第二，針對具體的應用場景，需要相關主管部門跟進分業監管。以供應鏈管理和食品信息追溯中的官方干預為例，一方面，對于促進新發展，政府監管同樣負有營造良好的供應鏈創新與應用政策環境。另一方面，實踐中，政府主管部門也積*探索建立指導與監督企業建立追溯體系的追溯工作信息化平臺。然而，政府部門職能分工、地方屬地責任導致的碎片化安排該如何匹配管理生產經營者可跨行業、跨地區的供應鏈全程追溯體系。換而言之，部門之間、層級之間、地域之間的追溯信息工作化平臺重復建設，加之品種要求和數據標準的差異化，在加劇生產經營者合規負擔的同時也難以突破部門分工、地區分割導致的數據孤島困境。在這個方面，鑒于新技術的應用和生產經營者的自我監管，政府自身也可反思既有的干預是否適度以及何種程度的簡政放權可以進一步發揮私主體和行業組織的積*性。

　　第三，互聯網時代該如何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是公私主體同時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期間，公共監管部門要營造平衡的監管環境來保障安全并鼓勵創新，私主體則要在官方監管空白、監管國別差異等不同的挑戰下做到合規與創新并舉。例如，作為全球食品貿易的參與者，跨國零售商基于信息/數據的管理創新具有跨境特點，且同時涉及個人信息和非個人信息。當下，各國在促進數據流通的同時不斷加強針對數據保護和跨境流通的立法。其中，促進數據的相互兼容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數據增值可以為創新產品、服務以及生產方式提供支持。關鍵基礎設施和數據安全的保障則可以實現該發展的可持續性。相應的，對于促進數據驅動方面的合規建設，以及進一步便利數據的流通與共享，主管部門同樣可以借助指南等軟法工具來促進自身和公私之間的數據管理工作。例如，《歐洲數據經濟中的私營部門數據共享指南》就企業與企業和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數據共享明確了透明性、價值創造共享、目的限制、不造成傷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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