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報記者陳舒揚發自北京

每年4月份都是全國稅收宣傳月，今年宣傳月的主題是“聚焦營改增試點助力供給側改革”。日前，李克強總理在國家稅務總局和財政部考察全面實施營改增工作推進情況時，給相關人員下了“死命令”：營改增后，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在當下，給企業減負、減稅實際上也是“放水養魚”。知名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教授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專訪時認為，現在講減稅，不僅僅是給企業減負，避免大面積破產倒閉的一項短期宏觀經濟措施，而且應該看成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項根本性舉措。

中國經濟將結束幾十年的高增長，長遠來說，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轉型；短期來看，經濟需要平穩過渡、避免大量企業倒閉帶來的動蕩。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共識的形勢下，什么樣的體制改革正當其時？什么樣的政策組合才是明智？韋森教授在訪談中都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不能把地方政府當作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時代周報：在當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為熱門的詞匯。在你看來，中央層面力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體現了政府管理經濟思路的轉變？

韋森：實際上，從決策層提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開始，就體現政策思路的轉變。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現了決策者理解并接納了經濟學界的一些建議。2007、2008年危機發生后，中國政府推出了四萬億的刺激計劃。現在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政府想要用到的是使用了“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概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提到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五條，其實就意味著不會再采取強刺激。

在財政政策方面，到去年底，我們還沒有完全成型。但是到今年兩會期間，出現了一些積*的變化。在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以及在“兩會”后的答記者問中，均提到要給企業減稅。盡管在減稅方面的具體措施還不大，但至少意識到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很多企業經營困難的情況下，減稅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

但我認為，目前政府管理經濟的思路轉變得還不夠。

2016年**季度，國家發展改革委批復審核的項目投資及部署安排的專項建設基金合計又高達8473億元，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能源和高技術領域。說明政府還是要靠投資來保增長。

觀察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連續在7%以上高速增長幾十年。當然，因為我們國家制定了到2020年要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樣的目標，分解到每年的經濟增速還是會有一個目標，比如6.5%，但是我認為這種思路日后也要改變。我們應該順應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經濟增速能多高，就多高。

時代周報：社會真的可以接受低增長率嗎？你怎么看中國過去這一段經濟高速增長中，政府的經濟組織動員模式？

韋森：我跟其他經濟學家有點不一樣的是，我認為應該看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當然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展的首要原因是我們采取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自發成長起來，民營經濟崛起了、外資進來了，一些國有企業民營化了，是中國經濟過去20多年高速增長的首要原因。另一方面，過去30多年來，各級政府把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確實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中國的GDP總量從152 0173 3840年的2446億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0萬多億美元，我們的人均GDP也從152 0173 3840年的250美元左右提高到現在的8000多美元。在過去38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從一個強制推行計劃經濟、發展國有企業的政府，逐漸轉變為強力推行市場經濟發展和促進包括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和港資、臺資以及外資等多種經濟形勢并存和發展的政府。并且，國有企業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也市場化運作了。在這一中國的社會大轉型中，政府確實起了一個非常獨特的作用。一方面政府放開了對市場經濟的管制和壓制，另一方面也利用市場發展經濟，以至于每一個地方政府幾乎都成了一個促進經濟發展的大開發公司。

當中國從一個年人均收入只有250多美元的*其貧窮國家，發展到了今天8000多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這種增長模式就應該轉變，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應該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政府應該從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劃者、指揮者和管理者，變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則制定者，市場經濟發展的保護者，讓企業和個人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主力和動力。

多年來，我們國家的發展目標定為要建成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新的預算法規定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政府預算收支要經人大的實質性的批準、制衡和監督，國務院要放開政府對市場發展的許多行政管制，乃至近幾年提出要把政府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中，這些漸進性的改革，基本上都是符合這個大方向的。如果政府把經濟增長的動力和主力真正還給市場、企業和個人，而自己不再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發號命令者和主角，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都應該沒大問題。

時代周報：在你看來，在經濟活動中，地方政府現在應該怎么處理市場、企業和個人這些關系？

韋森：這就牽涉我們的財政體制改革，在西方國家、美國、澳洲、歐洲，地方政府是很小的，他們的財政收入也是很小的。美國相對高一點，在澳洲這種地方，地方政府錢非常少，他們主要的工作是維持一些公共設施，保障社區安全。但我們國家過去38年，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是開發公司，都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手。那么在現在這種經濟下行的趨勢下，地方政府更多地應該關注民生、社保、醫保這些方面。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從地方政府角色的轉變入手，從以前的開發公司轉變為現代國家的服務人民福祉的政府。但我感覺我們不管是決策層還是經濟學界，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還是把地方政府當作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我認為經過這38年，我們整個國家體制、社會體制、經濟體制乃至經濟發展戰略都需要根本性的變化。

減稅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性舉措

時代周報：在供給側改革中，你強調減稅，并且認為需要大幅減稅才足以釋放企業的活力。這些年民間流傳很久的說法是，搞實業不賺錢，官方學者也指出，資本市場、房地產等部門吸納過多貨幣，使得傳統部門緊縮。減稅足以恢復實體經濟的活力嗎？

韋森：我這些年呼吁減稅，是因為當下的外貿形勢。中國的制造業產量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總量上已經遠遠超過美國、德國、日本，中國的出口總量也為世界**，占世界出口總額的15%左右。從2007-2013年，全球經濟經過一段時期的復蘇，到目前全球經濟又開始往下走，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開始減少。同時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在上升，單位勞動力成本快趕上美國了，跟俄羅斯差不多，人民幣這些年實際上相對于美元一直在升值，企業的融資成本很高，實際利率在10%以上，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稅收負擔太重，幾乎是世界*高的，這就導致我們國家的出口競爭力在下降，以致2015年出現出口總額的**值的下降。這在中國加入WTO之后的十幾年中還是**次發生的事情。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制造的人工成本上去了就降不下來，這在經濟學上叫工資剛性。另一方面，從去年開始，我們國家勞動力總量開始收縮，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即使從現在起放開二孩政策，但短期也改變不了這一趨勢。在此情況下，近來我主張**是保持貨幣相對寬松，降低實際利率，降低企業和地方政府負債的還款和利息負擔。現在我們本外幣貸款余額已經超過100萬億元，按照財政部的官方數據，光國有企業就有近78萬億元的貸款。故企業債務成本非常高，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大問題。故通過一定的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實際利率，也很快可以降低企業的負擔，是在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格局下當為的宏觀經濟政策選項，第二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速和外貿出口增速的下行，中國在國外投資的增加，熱錢的外流，人民幣幣值有下行的要求。在此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應隨國際市場的供求關系貶值的要求。在目前的情況下，當行的要貶值就讓它貶值，沒必要維持較高的幣值，因為出口占中國經濟的很大一塊，現在制造業非常大量地向東南亞等國家轉移。第三就是通過減稅降低企業成本。通過這些措施，尤其是通過對企業的減稅減負，降低企業的成本，*終是為了救活企業。企業救活了，中國經濟才有持續的增長。

好在去年，中央決策層在貨幣政策、匯率政策都有所動作。從2014年12月到2015年全年，央行五次降準，六次降息。去年8月12日，央行也允許了人民幣中間價有了一定幅度的貶值。但是，在給企業減稅減負方面，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期間提了出來，但還沒有明確講減稅，只是說在研究降低增值稅稅率。在今年的G20財長央行行長會議上，我在提問環節直接問樓繼偉部長，中國經濟增速目前下行得這么厲害，許多企業經營困難，為什么中央政府不考慮給企業減稅。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里，李克強總理就明確說了要減稅。

此外，我們的物價、房價這么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政府稅收太高，比如有房地產的專家計算過，中國的房價這么高，其中70%以上的房地產行業的收入實際上是被地方政府拿去了，其中包括各地政府土地出讓金和各個環節的稅收。前幾年，我也曾計算過，中國現在的消費品物價這么高，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在中國的消費品中政府各環節的稅收太高。故現在講減稅，不僅僅是給企業減負，避免大面積破產倒閉的一項短期宏觀經濟措施，而且應該看成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項根本性舉措。

去杠桿不能靠緊貨幣擠泡沫

時代周報：你是贊同大規模減稅配合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的，但是一個很大的懷疑是，在經濟失衡，資本市場、房地產吸納貨幣能力很強的情況下，釋放出來的貨幣*終總是會流到這些領域。

韋森：這一點也是我在講寬松貨幣政策的時候，跟其他一些學者交流過。發現大部分中國經濟學家大都不贊同目前形勢下“寬貨幣”。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寬松就是新的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他們認為，即使PPI已經收縮48個月了，現在寬貨幣、加杠桿，還是會導致房價上升、資本市場泡沫，所以仍然不能寬貨幣，可能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現在貨幣政策一定要“頂住”，不能“再放水”。

但我的看法是，目前寬貨幣，不是為了強刺激、不是為了再去推動一波大規模的投資，而是為了降低利率，降低企業負擔，應對企業所面臨的困難。我不久前在北京講的一個觀點是，去杠桿可不能靠緊貨幣，寬貨幣才能平穩地去杠桿。中國經濟的杠桿率或說企業的負債率已經很高了，這種情況下千萬不能靠緊貨幣去強制地去杠桿、擠泡沫。寬貨幣是為了降低實際利率，而不是主要再搞一波強刺激。在目前中國的企業負債率差不多已經是世界各國*高的情況下，我們央行的一年期貸款的基準利率仍然高達4.35%，而西方大多數國家的企業負債率并不高，但他們的大多數央行的基準利率基本上是接近于0到0.5%之間，日本和歐洲一些國家甚至采取了負利率的貨幣政策，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我們目前當為的貨幣政策了。現在中國企業負債很高，我們國家的PPI又連續4年為負，CPI近兩三年也不高的情況下，導致整個經濟中的帕廷金效應(通貨緊縮加重企業的還款負擔)和“通縮-債務螺旋加重”費雪效應，這是目前大量企業經營困難的主要原因。在此情況下，即使央行降準增加基礎貨幣供應了，商業銀行拿著錢也不一定能貸出去，而好的企業也不一定想貸。如果貸款規模不會大幅度增加，中國的廣義貨幣增速也會降下來。貨幣市場上的供給增加了，實際利率就會降下來。只有把利率降下來，中國經濟才能平穩地去杠桿，才能救企業。

清理僵尸企業手段不能行政化

時代周報：中央現在提出清理僵尸企業，你覺得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手段？

韋森：對那些扶都扶不起來的僵尸企業，該倒就得倒，政府想扶，也扶不起來。但是我們卻不能陷入靠政府行政手段去產能的誤區。在目前的情況下，應該要通過減稅、降低利息率、人民幣幣值的變動，讓那些在生死邊緣但仍然有實力和再生能力的企業活下來。

在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上，政府所能做的，當是盡量采取減稅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盡量降低企業的債務和稅收負擔，給企業創造*好的經濟運行環境，盡量讓去產能、去庫存和產業升級自己根據國際國內市場的情形自己去做，甚至僵尸企業的破產重組，也讓市場本身來做。政府所能做的，也是盡量幫助僵尸企業破產后的下崗工人的安置和失業救濟，以及保證僵尸企業破產后合法的資產清算和處置。中國經濟已經市場化了，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則也自然適應于中國。政府也要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去管理經濟，中國經濟才能在未來保持一個中高速乃至中速的可持續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