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紡織企業對在華日本紡織企業做出的應對與中日*終走向軍事對決之間是否存在必然聯系呢？西川博史在所著《日本帝國主義與棉業》一書中提出的“棉業帝國主義論”認為，在華日本紡織企業才是帝國主義日本對外擴張*重要的力量。應該說，在日本史學界中這是一個很有影響的見解。在西川博史看來，包括抵制日貨運動和工人罷工運動在內，“經濟斷交運動”的不斷高漲反映出由于在華日本紡織企業的發展而受到壓迫的中國民族紡織企業面臨著危機，它“雖然沒能改變在華日本紡織企業的支配地位，但在工人罷工運動的支持下，民族運動的高漲確實給在華日本紡織企業造成沉重的打擊，使它們產生了只能依靠軍事力量實行鎮壓的危機感”。因此，可以說正是因為在華日本紡織企業和中國民族紡織企業之間的對立才導致了中日兩國的軍事對決。西川博史重視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會上海支部在《支那紡織業因在華日本紡織業的擴張而受到的影響》一文中提出的見解，并在書中帶有肯定意思地引用了這樣一段論述：“中國紡織企業不是通過自己的積*努力來提高與日本紡織企業的競爭能力，反而常常采取排他性的行為，試圖損壞動搖日本紡織企業的基礎，這也正是頻繁爆發排日抗日運動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說，既然中國民族紡織企業方面有意識地將經濟問題政治化，這樣在華日本紡織企業方面也必須采取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政治性應對措施。在我看來，即便這一考慮符合事實，但要對事態做出正確解釋，并不應該完全相信當事者的看法。下面我們依據現有研究來追蹤一下抵制日貨運動的經過。

大規模抵制日貨運動*初是由反對152 0173 3840年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引發的，緊接著為了抗議1919年巴黎和會拒絕接受中國提出的取消日本繼承德國特權條款的要求，5月4日北京學生發起了波及全國的抗議運動（五四運動）。在五四運動中，內外棉等在華日本紡織企業的工人舉行罷工支援學生運動，但是在對日本紡織品展開抵制活動的時候，中國民族紡織企業借機提高了棉紗價格，這使得織布業頗為不滿，抵制活動因此而受到很大影響，陷入了所謂“罷買日貨不了了之”的狀態。然而，后來的情況卻不相同。1923年3月，沙俄時期簽訂的旅順大連租借協議已滿25年，但日本政府以“二十一條”延長租借期的規定為由拒絕接受中國政府提出歸還的要求，由此引發了抵制日貨運動。在這次抵制日貨運動中，上海總商會起到了主導作用，經營處于蕭條狀態的中國民族紡織企業也積*參與其中，不僅對在華日本紡織企業的產品進行抵制，甚至呼吁與日本人“經濟絕交”。從結果來看，在以漢口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上海民族紡織企業棉紗的銷售有了很大的增長，而在華日本紡織企業為了回避打擊，則把銷路轉移到沒有發生抵制日貨運動的華北地區。可見，盡管在“經濟絕交”運動背后起作用的是苦于被在華日本紡織企業壓迫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但并不能因此就認為抵制日貨運動起因于在華日本紡織企業的壓迫。應該說，其原因在于抗議以“二十一條”獲得在華特權的日本政府，歸根到底是政治和外交問題，正因如此才發展成了大范圍的抵制運動。
1925年發生的抵制日貨、英貨運動，發端于內外棉的勞資糾紛，在華日本紡織企業在長達3個多月的罷工和抵制活動中受到了巨大的打擊。此事的起因是，內外棉有40名工人因抗議新任廠長毆打工人的行為而遭到解雇，日方以脅迫為由將他們扣押并移交給上海工部局（租界地行政機關），故引發了罷工活動，廠方與此相對抗，關閉了工廠。后來在上海總商會的調解下情況有所緩和，但圍繞被解雇工人的復職之事又發生了爭執，日方職員和租界地警察（巡捕）開槍打死一人。5月30日，租界地警察向200多人的抗議游行隊伍開槍射擊，打死13人。由此，工人、學生、商人開始舉行罷工、罷課、罷市活動，并從上海擴展到全國。在廣東，英法軍隊開槍打死了50多人，斗爭一直持續到9月。在華日本紡織企業方面把五卅運動看成中國為恢復國權而發起的政治事件，但日本外務省則認為問題的本質在于勞資關系，并指示據此來解決處理。以下根據1925年7月武居綾藏社長在內外棉股東大會上的說明，來看一下在華日本紡織企業對爭議的看法。
這次罷工并非出于工人自己的心聲，而是主義持有者活動的結果。5月15日在上海發生了罷工，因為沒有得到解決，發生了5月30日的事件，“530”作為一個紀念日是有名的，如各位知道的那樣，6月1日上海市內發生了罷市，以此為始，各地都發生了罷工、罷市，雖然揚子江上游的重慶比較穩定，但因為上海是罷工的策源地，所以至今還在繼續。不僅是紡織企業，還擴展至了香煙、面粉制造等企業，失業者達20萬人，罷工規模如此之大在過去是沒有的，應該盡快想辦法解決，像罷工前那樣和支那人共同實現就業。

也就是說，在經營者看來，爭議是在共產黨的強烈影響之下發生的，不應該作為勞資關系來對待，而應該視為有意圖的政治事件，所以必須采取強硬的對策。該事件*后經日英兩國外交當局出面調解得到了解決，而中村隆英在考察事件的過程時指出，“從客觀上看，在華日本紡織企業方面有陸戰隊的槍炮做保障，而且有租借地這樣一個特殊的地帶，如果不認為這些既定條件對競爭對手是多么苛酷的話，倒可以說是公平競爭，而在華日本紡織企業的本質正是由此表現出來的”。中村隆英還把在華日本紡織企業方面的想法稱為“因無意識而樂觀的帝國主義”。應該說這是一個正確評價，而反過來看，如果當時政府之間的談判進展順利，廢除了不平等條約的話，這種直接投資是可以給雙方都帶來利益的，而且與在滿洲以領土占領和全面統治為目的直接投資相比，更具有合理性和經濟性。此外，這次抵制日貨運動是在租借地警察和軍隊介入勞資糾紛并實行蠻橫鎮壓的背景下發生的，顯然不是中國民族紡織企業為了與在華日本紡織企業相對抗而發起的。此后，1927年、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時，也發生了抵制日貨運動，其原因同樣也不在于民族紡織企業受在華日本紡織企業壓迫而處境艱難所致，故在此不必再做論述。
綜上所述，我們不得不說，那種把反復爆發的抵制日貨運動歸結為中國民族紡織企業反抗在華日本紡織企業壓迫的看法并沒有充分的實證性根據。中國民族紡織企業雖然也參加了抵制日貨運動，表現出與在華日本紡織企業織相對抗的意識，但是抵制日貨運動其本身*大的原因，是對不平等條約的反抗與對上海、廣州租借地警察和駐軍鎮壓工人運動及民族運動的抗議，同時也是出于對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滿洲）索要特權的抗議。正因為如此，中日之間形成軍事沖突的必然性必須從滿鐵路線這一帝國主義日本的另一個擴張戰略中尋找。

----本文節選自《日本對外戰略：帝國主義思想的演變》，作者：[日]石井寬治，譯者：周見，周亮亮。出版社：社科文獻出版社。

（來源：網易；時間：20180821；鏈接：http://news.163.com/18/0820/10/DPL7BEO1000187U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