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也轉基因了嗎？

　　一場沒有硝煙的變革正在13億中國人的餐桌之上進行。

　　2009年8月17日，農業部批準了兩種水稻、一種玉米的轉基因生產應用安全證書。雖然頒布安全證書并不等于商業化，但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卻實質上在湖北等地已經悄悄進行。兩會期間，包括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在內的120多位教授學者，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建議轉基因主糧的是否推廣，應該聽取民眾意見。

　　轉基因技術在農業中應用以來，一直存在著生態安全、食品安全、人類健康等諸多爭論。多年來，爭論雙方都列舉了大量論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但都無法說服對方。而在這場曠世爭論中，作為主角的農業生產者和食物消費者，卻一直沒有發言的機會。

　　《中國新聞周刊》試圖從農民和消費者的視角審慎地看待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從農民的角度而言，轉基因作物的實惠和風險各自何在？對于消費者來說，其知情權和選擇權又該在這場涉及所有人食品安全的重大問題決策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我們以為，這樣的審慎，換來的必然是更透明的決策、監管以及中國人更健康的未來。

　　稻田里的暗戰

　　在湖北等地，轉基因抗蟲水稻早已形成規模種植

　　本刊記者/龐清輝(發自武漢)

　　湖廣熟，天下足。

　　3月下旬的武漢，在一場暴雨后氣溫已經接近30度，正是春種的好時候。還有幾天就是清明，要下秧的農民們都急著買稻種。江夏區土地堂鎮建樓董村的村民董克江站在老水牛拉的犁耙上，在剛剛翻過的土地上打碎著大的土坷垃。

　　董克江在琢磨著，自己是去買抗蟲的轉基因稻種呢，還是去買普通稻種。

　　董克江猶豫的原因，是因為目前的轉基因抗蟲水稻并不合法。但董克江和他的鄰居們，對這種“能抗蟲的種子”或“不用打藥的種子”，卻一點也不陌生。

　　“村里種了有三年多了，總有人能買到這種種子。”董克江說。五里界鎮唐涂村村頭的胡姓村民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2004年，五里界就開始種植(這種不用打藥的種子)了。”

　　今年3月2日，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負責人，在就推進轉基因技術研究與應用答記者問時表示，發放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并不等同于允許商業化生產。“按照《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和《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等法律法規規定，**進行嚴格的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達到標準的才可獲得品種審定證書；之后，相關種子企業還要通過嚴格審核才可獲得轉基因作物種子生產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方可進行種子生產經營。”也就是說，目前在市場上任何出售、種植轉基因大米和種子的行為，并不合法。

　　2009年8月，農業部曾首次批準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

　　老稻米的種子已難找到

　　50多歲的董克江種水稻已經有30多年。回憶起父輩們種水稻時，董克江記得都不撒農藥，稻田里甚至可以養魚。秋收的時候，掀開水稻植株，就可以看見密密麻麻的青蛙跳出來。

　　“那時候的米好吃，不用吃菜就能吃一碗飯。”五六十年代，董克江小的時候家里種的老品種的水稻葉片粗糙、植株高大，但是畝產大概只有三百多斤。那時候蟲害少，和蟲戰斗的方法則只是簡單的滅殺(點誘蛾燈)，“雖然莊稼被害蟲吃去不少，但是當時益蟲多，保護得好，大部分還是留給了我們。”

　　在70年代末，政府推廣了一種可以高產的“農墾五八”稻種，這種水稻葉片鮮嫩，很招蟲，而且植株矮小，一擊就倒。在病蟲害肆虐的情況下，農民們被迫使用了農藥。青蛙、稻田蜘蛛等益蟲繁殖能力本來就弱，在農藥的毒殺下數量銳減，這樣一來，原來近乎**的自然生態環境一去不復返。

　　過了幾年，董克江的父親覺得撒農藥麻煩，懷念起原來不需要撒農藥的老品種來。董克江和他的父親走了很遠的路，才在一個偏僻的村子里討回了一些當地已經失傳的稻種。“可是第二年種了以后，別的田里的蟲全都往這個田里跑，還是絕收了。”董克江說，如今這些老稻種已經沒有了。

　　但是，讓董克江父親懷念的常規育種培育，在政府研發層面卻一直未成為主流。“‘十二五’期間，政府對轉基因品種的研發支持是300個億，而常規育種只有1.8個億。”全國人大代表、沈陽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溫福在2010年兩會發言中說。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批準以后，他特別想多保存各種作物的老品種。他在山東調查時發現，種植過轉基因棉花的農民，如今想種傳統的棉花，種子都已經很難找到了。

　　不知情種下轉基因水稻

　　農民要的是高產。董克江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算了一筆賬：一畝田兩斤肥，大概100塊錢，兩斤半的種子40塊錢，還有大概50塊錢的農藥和30塊澆水的錢，不算人工，每畝田成本要200多塊錢。而現在政府收糧是8毛錢一斤，早稻畝產七八百斤，晚稻一千斤左右，一年下來，一畝田賣的稻谷大概平均能賣600多塊錢，減去成本，只剩下400多塊錢的利潤。

　　“現在農民種田的成本上升了25%，即使使用能抗蟲的種子，產出來的稻谷也只能增產8%。”五里界鎮農業技術服務中心技術人員魏武心里也有一本賬。去年普通雜交水稻的種子一斤賣7塊錢，今年已經賣到15塊錢，膜從50塊錢一桶，漲到了80塊錢一桶，老水牛從一千多塊漲到近四千塊，很多都是兩三家合伙買一頭牛。“農民什么價格都決定不了，他自己能決定的就只有產量。”魏武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多打農藥，蟲子少產量就高，施大肥，稻谷產量也高。”但近年來由于農民過度使用農藥和化肥，這種種植方式，也一直在威脅著食用者和土地的健康。

　　2005年前后，一種可以不用打藥又高產的轉基因稻種在湖北江夏、孝感、咸寧等地區出現，讓當地的農民很興奮。董克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開始他們并不知道那就是轉基因的水稻種子，以為是政府推廣的另一種雜交稻的新品種。

　　“種子公司的人說這種子可以抗蟲、增產，很多人就拿來試種了一下。”董克江說。這種Bt轉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種特殊基因后，會產生Bt蛋白，這種蛋白會讓食用了這種水稻的螟蟲引起腸麻痹而死亡。正是這樣特殊的抗蟲功能，可以使水稻的農藥使用量減少，進而達到增產的目的。

　　“有農技站的種子公司，也有個人的種子公司，都在賣。”董克江說。這樣的稻種在包裝上都沒有標明為轉基因品種，大多只是在包裝上畫了一條小蟲子，這是湖北出現的轉基因稻種的隱晦標志。

　　“開始是幾家種，后來逐漸擴散，大家開始搶著種。”董克江所在的土地堂鎮很多村民都種上了這種抗蟲水稻。住在五里界鎮唐涂村村頭的胡姓農民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2004年，他自己也種了3畝這樣的抗蟲水稻，“開始都不知道種這種水稻是違法的，種子公司說是政府培育的。”胡姓農民說。

　　種了轉基因大米的農民，對吃這種大米都抱有很謹慎的態度。唐涂村的胡姓農民告訴記者，當時他家種的3畝稻谷，全部賣給了私人米廠，或賣給糧所，鄰居家的這種大米賣剩下的，都拿來喂雞了。而胡姓農民自己吃的，都是自家種的兩畝早稻，是自己留種的傳統大米。

　　轉基因大米的種子價格很貴。按照2005年江夏區的種子價格，非轉基因稻種每斤5塊錢左右，轉基因稻種至少每斤15塊錢，*高價時可以賣到40多。“價格很高，像賭博一樣，當時誰也不知道能不能高產。”也有村民像董克江一樣采取了觀望態度。

　　根據“綠色和平”的調查報告顯示，“湖北省的孝感、咸寧、江夏等地區都有大規模轉基因水稻種植，湖北2004年*少有950～1200噸轉基因大米已經流入市場。2005年，售出的種子就達4.7萬～5.8萬斤，種植面積23500畝～29000畝，將產轉基因大米1152 0173 3840噸～14500噸，這些轉基因稻米已經從湖北流到廣州、中山、順德、珠海等城市。”

　　上述轉基因水稻在湖北大規模種植的結論，在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教授才宏偉處得到證實，“有的科學家背后就有自己的種子公司，他們把產品直接放到自己公司里去賣，盈利都是自己的。”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國雜志《Newsweek》上，2009年Bt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獲得者、華中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啟發接受該雜志采訪時曾說，“在進行著中國*大的轉基因水稻田間試驗的武漢，‘一家種子公司獲得了轉基因水稻的種子，并已經開始向當地的農民銷售，有超過100公頃轉基因水稻正在被種植。’”

　　當時，該雜志稱張啟發為“中國農業部的科學顧問”。這個高調的發言，也讓國內外轉基因領域的同行，都認為2006年春季中國的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就“*為可能實現了”。

　　2004、2005年湖北種植轉基因水稻的種子流出源頭，證據都指向了華中農業大學。江夏區五里界鎮農業技術服務中心的魏武就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證實：“剛開始種子是華農發的，今年華農沒貨，我們就沒貨。”

　　自2009年8月17日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批準半年多以后，2010年3月2日農業部首次就農業轉基因技術與生物安全等問題答記者問，并表示：“截至目前，農業部從未批準任何一種轉基因糧食作物種子進口到中國境內商業化種植，在國內也沒有轉基因糧食作物種植。”

　　“說是不打藥還是要打藥”

　　在外觀上，傳統雜交大米和轉基因抗蟲大米沒有區別。董克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兩種水稻的稻田則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點蔫，因為藥打得再好，也會被蟲子吃一些；后者則全都是綠油油、直溜溜的，“因為蟲子不吃。”

　　“產量并不高多少，說是不打藥，但還是要在秧苗秧齡期打一次藥。”胡姓農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轉基因水稻稻種只能抗螟蟲，不能抗其他的蟲子。螟蟲吃谷心、谷苞，稻飛虱吃稻稈。“現在稻飛虱比螟蟲狠，從底下往上吃，要分箱來打，一格子一格子的，像給非典病人隔離似的。”2007年、2008年，江夏區有很多村子一大片一大片的田，都被稻飛虱吃掉了，顆粒無收。

　　董克江也一直很納悶，現在的蟲子怎么比以前厲害那么多。“以前蟲子比較容易死，原來早稻不需要打藥，晚稻打一兩次就可以了，現在早稻打兩次，晚稻打五次，都很難把蟲殺死。”同時，他也擔心，即使是施用農藥，螟蟲還是螟蟲，稻飛虱還是稻飛虱，“這種高科技的種子會不會讓蟲子更不怕藥，變成我們不認識的東西。”在他樸素的思想里，這么多年，隨著科技的發展，種子在發展，蟲子也在發展。

　　董克江的擔心不無道理。其實他擔心的情況，已經在中國的轉基因棉花種植過程中出現。2009年，江蘇“棉花之鄉”鹽城大豐市在種植轉基因抗蟲棉8年之后，抗棉鈴蟲的基因雖還在發揮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鈴蟲的“盲蝽蟓、煙粉虱、紅蜘蛛、蚜蟲”等刺吸式小害蟲卻集中大爆發，用藥量不減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