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的市場化改革、民營經濟基礎雄厚、獨特的組織結構和發展模式，構成“浙江經濟”豐富的內涵。*近，另外一個看上去大同小異的概念浮出了水面：“浙江人經濟”。它所受到的關注程度決不亞于“浙江經濟”。

　　資本外溢引出“浙江人經濟”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有兩件事情讓浙江感到無比驕傲。一是，浙江憑借先發優勢，成為全國經濟發展速度*快、*活躍的地區之一；二是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300萬浙江人活躍在全國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賺大錢。

　　截至目前，上海有5萬多家浙江企業，其中有一定規模的有2000多家。浙江許多大企業如杉杉集團、均瑤集團、華立集團紛紛把總部遷往上海。在重慶，鞋業巨頭、溫州奧康集團聯合其他企業投資10億元打造的“西部鞋都”已正式奠基。在北京，全國*大的服裝批發市場、*大的燈具市場、奧運場館等項目背后，都閃現著浙江人的身影。有數據表明，自“九五”以來，浙江已有7000多億元民間資本進入全國各個領域，僅溫州一地就有超過1000億資本流向外省市。

　　不僅跨省，而且跨國。據統計，近五年來，浙江新批境外投資項目611個，是前20年總和的1.3倍，對外投資達1.42億美元，營業額達10多億美元。目前已在10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境外企業1081家。

　　流動性是資本不可或缺的天然稟賦，當資本擴張的欲望與所在區域的資源、空間發生矛盾時，其外溢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浙江人經濟”伴隨著更從容、更辯證、更開放、更實事求是的心態，悄悄出現在浙江省各級領導干部的口頭，并漸漸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

　　“浙江人經濟”帶來什么

　　資本成潮流地從一個地方外流，原因無非有這么幾個：一是企業所處的環境，主要看政府部門的工作作風是否扎實、辦事效率是否高、社會治安是否好等；二是其膨脹的速度與當地資源和自然環境承載力發生矛盾，即飽和性外溢；三是單純從節約成本考慮，企業想靠近更廉價的資源地或更有吸引力的銷售市場。浙江“資本外溢”的*大原因主要是為了擺脫資源短缺特別是大生產要素短缺的制約。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姚先國教授認為，浙江的真正優勢在于豐富的企業家資源，對于企業的外遷應該抱著開明的態度。

　　所以，在回答“浙江人經濟”能為“浙江經濟”帶來什么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抱著正確的態度。*直接也是*容易讓人接受的是，不管浙江人在哪里，浙江人的根還在浙江。比如，有關數據統計，春節前的10天之內，外地通過銀行匯到溫州的錢，平均每天就有20多億元。

　　但是，“浙江人經濟”內涵遠非如此浮淺。“浙江人經濟”在全國各地為當地創造著GDP和傳播市場經濟新理念的同時，也為“浙江經濟”本身催生了升級換代的內在需求。

　　比如，面對經濟發展與資源短缺的矛盾，浙江省提出了加快建設“五大百億”工程，重點破解電、水等供應緊張以及部分干線和城市交通擁堵等突出矛盾。并提出五年內確保“三個1000萬千瓦”、爭取“三個1200萬千瓦”電力設施建設完成。同時，加強全省水資源綜合規劃，科學實施跨區域引供水工程，解決部分地區缺水問題，努力提高水資源利用率。

　　比如，浙江越來越多的領導干部已意識到，要素支撐和環境承載能力的瓶頸制約，固然與經濟快速發展密不可分，但更應歸結于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浙江省主要產品單位能耗比發達國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發達國家低10多個百分點。浙江省省長呂祖善為此提出四條出路：一是建設先進制造業基地，努力提升產業層次和國際競爭力；二是推動民營經濟新飛躍，在更高層次上保持其在全國的**地位，提升其在國際國內競爭與合作中的整體素質；三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在人與自然和諧中追求經濟社會發展；四是進一步轉變經濟體制，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制度保障。

　　對浙江的年輕企業來說，“資本外溢”不僅使他們得到了資源、人才和利潤，更重要的是讓他們走上了一條技術與經驗積累的捷徑。

　　去年11月1日，一種名字叫“朗杰”的多功能商務車在沈陽奧克斯汽車有限公司成功下線。浙江企業“奧克斯”以4000萬元購得沈陽富桑農機工業集團下屬的雙馬汽車公司80%的股權，組建了沈陽奧克斯汽車有限公司，從而獲得越野車生產牌照，實現了“浙商”多年來的造車夢想。

　　“浙江人經濟”催生新心態

　　“GDP記到別人賬上，稅金繳到別人的口袋。”類似這樣的話題，讓浙江的干部們立刻鼓掌顯然是很困難的。這個話題被接受的過程，催生了新的政府心態：

　　——自省心態。“資本外溢”引發的緊張感，讓多數政府干部在找了客觀原因之后，自然而然地尋找起主觀原因，并在這種深切的體會中加快了職能的轉變。近年來，浙江省原先3200多個的審批項目，經撤銷、合并已減至850項左右。

　　——開放心態。在浙江，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浙江進一步的大發展，視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圍，必須跳出浙江求發展，推動要素配置從內源型向全球化轉變，使境外資源和要素為我所用，在更寬廣的舞臺上贏得更大的發展。

　　——合作心態。為確保煤炭供應無后顧之憂，浙江省省長呂祖善去年底帶領全省11個市的市長和省級大型能源企業經理，前往山西、內蒙古等地謀煤。浙江省政府辦公廳財金處處長陳廣勝說，市場經濟體制越成熟，市場細分就越具體，不同區域間的互補性就越強。重要生產要素跨區域配置的關鍵是建立新的配置機制，從而促進配置者和配置對象的充分銜接。

　　——大局心態。“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GDP也是中國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財富也是中國的財富”。去年底，在呼和浩特舉行的浙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經濟發展交流會上，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楊晶一番講話贏得在座兩地干部一陣掌聲。他說，內蒙古近幾年將新增加3000萬畝耕地，可組織浙江農民和農業企業前來經營，從而形成浙江省在內蒙古的“糧食飛地”；浙江供應蒙古國和俄羅斯的邊貿產品可以到內蒙古建立加工園區，浙江方面可以把稅務機構同時帶到園區，從而形成“工業飛地”；內蒙古還可以把新的煤礦交給浙江的企業開發，把生產的煤炭運回浙江，從而形成“能源飛地”。 （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