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2013 年開始，一個叫 Out of the Box: The Rise of Sneaker Culture 的球鞋展覽開始從多倫多巡展。去年，這個展覽游歷到了加州奧克蘭博物館和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

借著簡單梳理球鞋的歷史，這個展覽也展示了球鞋文化的變遷，不過討論的重點并沒有放在球鞋長成什么樣子，而是關注了球鞋的“身份”。換句話說，就是在講人類社會都給球鞋都貼過些什么標簽。

這不算是一個討巧的視野。因為球鞋正和瑜伽褲、運動內衣一起在全球各地賣得火熱，尚未走到能蓋棺定論的地步。比如，為了與時俱進，這個展覽上還陳列了兩雙 New Balance 球鞋。自 2016 年 11 月美國大選起，這個美國球鞋公司就開始公開表態支持 Donald Trump 。隨后，就有人氣急敗壞地把 New Balance 的球鞋丟進垃圾桶里焚燒，還拍成照片傳到 Twitter 上。

“球鞋的文化意義會隨著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關系的變化而變化。”該展的策展人 Elizabeth Semmelhack 說。她還解釋道，這個展覽會選擇 New Balance 鞋子就取決于來訪者的（對 New Balance 11 月份做的事）反應。

這正是展覽選材的標準。過去 200 年，球鞋分別和階級、國家主義、美國身份、民權運動、男子氣概、健身文化、青年文化，以及個人英雄主義這些詞都扯上過關系。

156 0190 2607 年，美國人 Charles Goodyear 發明了硫化橡膠后，橡膠球鞋才得以誕生。19 世紀 70年代中期，有人把橡膠鞋底應用到門球，當時這種鞋被稱為 “daps” 、 “sandshoes” 、 “gutties” ，*權威的名字是 “plimsoll” ，還不是現在的 "Sneaker"。

“plimsoll” 什么意思？指航海俗語中“吃水線”。因為當時的橡膠鞋底的邊緣也有類似的線，如果水沒過這條線，球鞋就會濕。

從這個簡單的比喻來看，剛剛誕生的這個新玩意兒的社會身份并不復雜，它還尚且只是有錢人運動消遣時用的摩登產品。

1916 年，美國 U.S. Rubber 的橡膠公司開始生產 Plimsoll ，并為此成立了 Keds 品牌。由于這種鞋走路時悄無聲息，廣告代理商 Henry Nelson McKinney 用了 “Sneaker” 這個詞來為它做市場推廣。此后， “Sneaker” 就變成了運動鞋的代稱。

等到 1920 年代，工業化大生產讓運動鞋能夠大規模生產出來，曾經只在網球場上馳騁的球鞋也順利進入了籃球領域。成立于 1908 年的 The Converse Rubber Shoe Company 找到當時**的籃球運動員 Chuck Taylor 簽約，邀請其參與籃球鞋的設計改良，并于 1921 年推出了All-Star 系列帆布鞋。

與此同時，**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處于脆弱的和平中，各個國家都對運動文化充滿了興趣，這也把體育運動提升到國家主義和優生學的高度。國家鼓勵民眾去參加體育運動，并不是為了完善體格，而是為了下一次世界大戰做準備。在當時的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大范圍的運動成為了風潮。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運動鞋在法西斯主義的籠罩下變成了*民主的一種形式。” Elizabeth Semmelhack 說。

緊接著是 1936 年那一場**的由德國人主辦的第十一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當時，納粹德國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希望通過該屆運動會向世界證明強大的德國國力。他與其它德國高官都對德國運動員在比賽中的成績抱有*高的期待。同時，納粹的宣傳部門也*力宣揚“亞利安人種的優越性”，并將黑人描述成劣等民族。

結果美國非洲裔田徑 Jesse Owens 分別拿到了男子100 米、200 米、跳遠和 4x100 米接力 4 枚奧運**。希特勒非常惱火，還大言不慚地說“從雨林里走出來的人很原始，他們的身體比那些文明化的白人更強壯，因此應該在將來的比賽中排除出去”。

而 Jesse Owens 當時穿的 Dassler 球鞋也被記錄了下來（這家公司你可能不曾耳聞，隨后家族企業的兩個兄弟分家，變成了 Puma 和 Adidas）。和他一樣，這雙球鞋在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贏得了 11 萬觀眾的掌聲，并成為了“反抗”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