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調整是近幾年北京在治理“大城市病”過程中，政府堅持使用的重要“藥方”。但不可否認，與不少城市一樣，北京近年來也面臨著財政收支平衡壓力越來越大的局面，因此，社會上也有聲音擔心調整產業結構、不斷將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產業疏解出京可能會加劇這一壓力。對此，在昨日市政協財政預算民主監督組媒體通報會上，市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預算民主監督組組長、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就明確提出，北京應確保產業結構調整后的核心產業能夠滿足財政支出的需要。

不符合定位產業退出步伐加快北京三產核心地位凸顯

自2010年起，北京就針對本市的行業企業接連發布指導文件，讓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行業逐步從京城市場中退出。2012年，市經信委曾在《關于印發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高污染工業行業調整、生產工藝和設備退出指導目錄（**批）》中明確將石化化工、陶瓷等9個工業行業中的200個左右的項目規定為需要調整或退出的項目。

且按照《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北京計劃到2016年底推進1200家污染企業關停退出，而今年要實現關停退出300家工業污染企業的任務目標。

近日，市政府相關部門還發布了新增產業的“負面清單”，即為嚴格控制不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的新增產業制定的《北京市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2014年版）》。綜合來看，除了大量高污染高耗能的工業產業正在加速退出北京外，建材、紡織等一般制造業，區域性物流基地、區域性專業市場等占地面積大、經濟效益相對不高的產業等也將無法再邁入北京的“門檻”，新的核心產業類型正在逐步形成。“在此背景下，目前，北京的產業結構逐漸優化，第三產業占比約77%，第三產業的核心地位愈發凸顯。”劉桓表示。

產業結構調整引發財政收入不足擔心

“不可否認，大量企業關停、退出，對于北京的財政收入確實會形成一定的影響。”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表示。業內在談到這一問題時，總愛拿已搬出北京多年的首鋼為例。當年首鋼搬遷時，時任首鋼董事長的朱繼民曾表示，首鋼的搬遷對北京經濟的影響難以被忽略，當時首鋼平均每年的經濟增加值為80多億元，每年為北京貢獻的稅收也接近30億元。因此，在首鋼搬遷后，北京繼續加快產業調整退出腳步的政策雖然獲得了社會的廣泛支持，但業內也有擔憂的聲音提出，這些已經長時間成為北京財政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的產業迅速地從北京“消失”，留下來的產業能否填補這部分空白，盡可能將產業調整為財政收入造成的壓力降到*低？

劉桓坦言，北京承擔著首都的職能，需要的財政支出與鄉村、小城市有較大差異。具體而言，十一屆市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首都經貿大學原校長文魁解釋稱，北京要服務中央，而中央又沒有設置“首都財政”，因此北京承擔的很多首都職能就需要由當地的財政收入來支撐。“可見，產業調整后北京到底應確定哪些產業為核心產業非常重要，因為這些產業必須要能夠滿足財政支出需要，從長期的角度幫助北京緩解財政收支不平衡的壓力。”劉桓建議，除了第三產業外，高端制造業等能夠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行業也可以成為首都核心產業。

核心產業長期效益顯著財政亦存彈性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北京重點發展的產業中，可以承擔核心產業職責的領域并沒有出現業內所擔憂的問題。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公布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金融街、北京商務中心區、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臨空經濟區、奧林匹克中心區六大高端產業功能區實現收入11222.1億元，占北京總收入的比重為44%，同比增長12.7%，增速比全市平均水平高3.5個百分點，對全市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六成（60.3%），實現利潤964.1億元，同比增長13.7%，比上年同期提高8.1個百分點。

王雍君坦言，其實，北京并不需要擔心產業結構調整會導致財政收入明顯減少，因為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產業本身就具有較高的附加值，長期來看，能夠成為核心產業的服務業、高端制造業基本都能夠產生較高的財政貢獻力。劉桓認為，未來核心產業可為北京提供可持續的財源、稅源。“可見，北京未來核心產業能夠帶來的中長期效益遠遠能彌補短期損失。”此外，王雍君還表示，北京在財政上存在足夠承受產業結構調整的能力，存在一定的彈性空間，產業結構調整后，財政可以相應做出一些補償性調整和適應性調整，即壓減一些支出，減少一些缺乏合理依據的企業補貼，將結余更充分地運用，反而能夠為北京的財政收支向更平衡、更合理的方向發展提供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