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線下商家的計劃，催生了“云端”新機遇，農產品電商成了滿足居民“菜籃子”“果盤子”消費需求的重要渠道。疫情防控期間，為減少人員聚集，人們網購需求增多，生鮮農產品需求量加大。面對機遇，農產品質量安全、產銷模式、經營模式給農產品電商帶來的風險亟待解決。由江南大學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研究院、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現代經濟管理研究院、中國食品（農產品）安全電商研究院聯合主辦的農產品電商風險治理的中國道路研討會近日線上舉辦，業內專家深入分析了農產品電商的行業現狀以及存在的風險，并提出治理建議。

　　具備眾多優勢

　　自152 0173 3840年農業信息化起步階段開始，中國農產品電商飛速發展，從無到有，從低到高，不斷地探索，規模也不斷擴大。數據顯示，去年全國農產品網絡零售額3975億元，同比增長27%，帶動300多萬貧困農民增收；今年1—7月，農產品網上零售額保持兩位數增長，農產品電商快速發展。

　　電商深入農產品行業，對促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力精準扶貧，打造農產品從生產到銷售的完整產業鏈條，全面提升我國農產品流通的信息化、標準化、集約化水平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產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員郭波莉介紹，農產品電商有4種銷售模式。一是平臺電商，將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集中在一個平臺上，通過電子商務的手段，實現三者之間的交易，如淘寶、京東等平臺；二是“自有基地+宅配”，從生產到銷售、配送提供一站式服務；三是“自有基地+采購+配送”模式；四是“采購+配送”的網銷模式。

　　農產品電商具備眾多優勢。北京食品科學研究院教授級高工臧明伍表示，農產品電商可以依托現代物流，縮短農產品流通時間，減少運輸和存儲損耗；減少中間環節和買賣雙方信息的不對稱，促進產銷直接對接；突破時間空間限制，提高交易效率。

　　機遇與風險并存

　　雖然當前農產品電商發展成效顯著，但仍存在農產品質量安全、產銷模式、經營模式等方面的風險。

　　臧明伍認為，農產品電商的主要風險是源頭風險，比如種植和養殖環節的源頭食品安全風險以及特定品類的摻假風險等；其次是電商模式本身存在的風險，比如農產品在運輸過程中腐敗、變質所產生的損耗等。

　　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一方面要規范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銷售、消費全產業鏈；另一方面要加強監管。電商銷售模式下的農產品監管和傳統銷售模式的農產品監管有何不同？郭波莉認為，電商給人們提供了一個便利的交易方式，這種交易突破了時空限制，不用面對面交易，產地、批發市場、銷售終端相當于“不存在”，所以在交易電子化的情況下，市場監管部門只能在商戶資質認證和消費者反饋方面進行監督管理。而這樣的監管相對比較薄弱，也導致電商銷售的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更大。“由于農產品電商相對來說是一種新業態，國家有關部門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在不斷對監管方式進行規范和完善。”

　　北京工商大學商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洪濤補充道，農產品電商還存在“千網一面”、產品同質化、運營成本高、農產品標準化不一、信任度比較低、低價競爭導致營商環境不好、消費者維權比較困難以及平臺模式脫離實際等問題。

　　整體風險可控

　　對于如何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臧明伍說：“加強源頭防控、控制風險仍是防控重點。只要把好源頭管控關，在流通中減少周轉時間，再加強保鮮技術的應用，整體風險是可控的。”

　　臧明伍表示，要加強產銷對接，減少損耗與成本，解決“賣難買貴”等難題。要加大育種和保鮮技術的應用，農產品的損耗會對電商平臺盈利造成損失，也會對消費者的體驗產生一定影響，希望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和科學技術的應用。同時要推動農產品向標準化產品推進，推動農產品的品質分級和品質化建設。只有品質分級建立之后，才能形成良性的營商環境。

　　洪濤介紹，與農產品電商較緊密的有食品安全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電子商務法以及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其中，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有13條與農產品電商相關。此外還有《網絡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查處辦法》《網絡餐飲服務食品安全與監督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對農產品電商進行約束。

　　“隨著國家高度重視食品安全，2015年修訂后的食品安全法首次納入網絡食品交易，有關部門陸續制定頒布了多項法律法規。由于鮮活農產品易腐爛、變質，不適用7天無理由退換貨，使得各部門對網銷食品安全抽檢也日漸增多。”郭波莉建議，要繼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完善誠信體系，比如定期對電商平臺進行綜合評價，發布優質電商平臺名單等。

　　隨著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農產品電商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洪濤認為，**，農產品產銷體系要適應當前的新消費形勢，在疫情以后，要更加集中于安全、健康、綠色、生態等領域。同時，用“網鏈”（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和區塊鏈）為農產品找市場，為城市消費者提供優質的農產品；為特色農產品跨境上行找渠道，包括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電子化，促進農產品電商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