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屆世界紡織大會在中國召開，表明中國作為全球紡織業的重要成員在世界紡織業中的特殊性。世界的目光在聚焦中國紡織業時，自然沒有忽略中國紡織業的資本發展之路。 　　
　　19世紀中葉，在封閉型自然經濟解體和“西風東進”的綜合影響下，近代中國機器化紡織業開始啟動。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民族紡織工業已經漸成規模，上海作為中國民族紡織工業的搖籃，已經聚集了榮氏申新、茂新、福新紡織公司，郭氏永安紡織公司，劉氏章華毛紡廠等**大企業。不僅如此，當時的上海還集中了中國*主要的的銀行總部，外國在華銀行投資的80％也集中在滬。中外濃郁的金融氣息，浸染著中國民族紡織業的資本之路，使得這一時期的傳統紡織的資本要素突出了三個特點： 　　
　　**，近代巨額增量資本從多種渠道涌入新興的紡織產業。這里有來自海外僑商的資本、有來自官僚買辦的資本、有來自華商在其他行業集聚的“**桶金”。榮氏資本集團就是將在面粉行業積聚多年的資金用來投資紡織；郭氏資本集團投入紡織業的資本源于百貨業的積累；劉氏企業則是在經營煤炭、火柴行業獲利頗豐后進入紡織業。 　　
　　其次，紡織企業開啟了“負債經營”的嘗試，在資本供給上并不只限于“自給自足”。自備資本用于租地建廠、購置機器設備和招募、培訓工人，流動資金主要向金融機構融通。由于機器紡織產業是近代中國*重要的輕工業門類，因此無論是早期的錢莊還是后來的銀行，都較重視對紡織企業的工業放貸，這種金融支持作用是關鍵而積*的。據不完全統計，152 0173 3840年的中外金融界總計對工業放貸約2.15億元，其中2／3（約1.5億元）投資于紡織業，而其他諸如煙草業、電器業和制造業等總計僅占1／3左右。可以看出當時的紡織業獲得金融支持的力度非同一般。 　　
　　第三，“股份制效應”在近代中國機器紡織業中得到超前認同。這發端于當時的機器織布局仿效外資企業的招商集股，“滬上股份風氣大開，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爭購之，以得股為幸”。正因為股份制雛形的興起，才有了1904年近代中國的**部《公司律》和1914年頒布的《公司條例》。股份公司的資本額規模較之一般工廠都要大得多。1931年，上海已注冊的股份制公司281家，約占當時1883家全部工廠數的15％，而其資本規模則占到全部工廠資本額的63％。以郭氏資本集團的永安紡織公司為例，其1922年創辦時78％的股本由5247個小股東投入。 　　
　　如果說，這一時期中國傳統紡織業依靠資本運作，初步建立起了中國紡織的民族工業。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紡織業依靠符合中國特色的資本運營的多樣化所取得的成就，正在給其他發展中國家以鮮明的驗證。 　　
　　國有資本通過市場化改組與國有企業資本多元化改革，使企業的資本素質進一步提高，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總資產貢獻率比上年提高0.05個百分點，非國有資本在規模以上企業中的比重從82％上升到84％以上。截至2003年12月，我國證券市場紡織板塊共有58家企業上市，其中27家運用配股方式再融資逾百億元，7家運用增發方式再融資籌資近40億元，4家公司成功發行了可轉債。 　　
　　紡織產業借助資本市場，使資本要素配置更為優化、合理、靈活。上市企業還可通過再融資方式，在資本市場持續補充資本。通過對上市紡織企業與非上市紡織企業的比較分析中可以發現，上市紡織企業通過改制上市，建立起相對完整的法人代表制，已經基本形成了“三會一層”的公司治理結構，股本結構得到優化，流通股份額增加，相應的會計、審計制度得到落實、規范。借助資本的力量，使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明顯強于行業平均值，成本支出也較行業整體更為集約。 　　
　　當紡織加工技術已經或正逐步完成人們夢寐以求的“無錠紡紗、無梭織造、無紡織布、無水印染、無人工廠”等全新技術跨越時，中國要走出一條世界現代紡織強國之路，實現資源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就要通過紡織產業新的領域、新的功能、新的價值，拓展新的市場和產業發展空間，實現資本、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這是任何一個世界紡織強國所必須面對的。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缺乏金融市場作匹配，實現世界紡織強國只能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