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轉移對沿海的沖擊

　　《21世紀》：近一年來，沿海地區制造業的外遷趨勢越來越明顯。新一輪的全球產業大轉移正在展開，中國，尤其是中國的沿海地區將受到什么樣的沖擊？

　　王子先：中國制造存在內外部的全方位壓力，國際輿論評價中國制造告別了低成本，進入了高價格競爭時代。從2007年的出口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制成品出口產品價格提高的幅度較高，前三季度提高了8%左右，而今年世界制成品國際貿易價格上漲幅度僅3%左右。為了消化人民幣較快升值、工資上升、能源原材料漲價、出口政策調整等一系列內外部壓力，出口企業不得不通過提高賣價來消化。由于目前中國是很多工業消費品*大供應商，國際買家目前不得不承受一定幅度的漲價。但也要看到，中國制造業在國際分工中總體上處于低端位置，是國際市場價格的接受者而不是決定者，價格上漲必然會有一個臨界點。

　　從目前看主要是加大了中小出口企業的壓力，加快了中小企業的轉移；但是某些行業的大企業也感受到壓力。人民幣一面倒的升值預期和政策調整較為集中帶來一個隱憂，即國際買家對中國制造的未來預期可能發生轉折，*令人擔心的是跨國公司長期戰略合作和采購行為會不會出現調整。比如很多跨國公司推行“中國+1”戰略，把目光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基于國情，國內產業轉移必須有序進行，不能急于求成。

　　王小魯：盡管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附加值比較低，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依賴它。所以這種變化肯定是有影響的。但中國畢竟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而且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良好的產業基礎，短時間內被其他國家替代掉是不大可能的。越南的經濟規模比較小，不是一個能夠替代我國的經濟體。印度相對來說有足夠大的規模，但是它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接替中國的角色。因為它在基礎設施、產業配套等方面的完善，還要較長的過程。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調整政策，促進產業升級換代。但政策的調整也要適度，現在減少出口退稅，匯率升值，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都非常必要，但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出口加工業的比較優勢。因此也要考慮產業的承受能力，循序漸進。

　　《21世紀》：人工成本的上升也是全球產業轉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您如何看待在人口方面出現的“劉易斯拐點”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產生的影響？

　　王小魯：如果說拐點就意味著沒有剩余勞動力了，我覺得還為時尚早?，F在中國的城市化程度是45%左右，發達國家至少是80%。中國還會有大量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到城市。

　　出現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某些農村地區的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流出。但并不是說所有的地區都是這樣的。另外，勞動力的局部短缺和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也有很大關系。因為農村居民沒有社會保障，現行土地制度等于給農民提供了一個社會保障。隨著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農村居民向城市轉移，留守人口減少，土地制度就有可能發生變化，這里面會涉及一系列的政策調整。調整之后，會有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釋放出來。

　　所以，中國現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有它存在的基礎。但是隨著農村勞在這個調整的過程中，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還有存在和發展的空間，只不過相對優勢會受到一些影響。

　　成功“內遷”的所面臨的挑戰

　　《21世紀》：“制造業內遷到中西部”既是內陸省份的希望，也是中國大經濟體持續發展的路徑，如何才可能使這種“內遷”而非“外遷”成為現實？

　　王小魯：這種內遷在邏輯上是可行的。東部和中西部在生產成本上有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可以補償中西部在運輸距離上的劣勢。所以這種產業向內陸地區梯度轉移，應該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過程。內陸的地理位置是不能改變，內陸地區能夠改變的是軟環境的因素，以及一些硬因素的改變比如基礎設施。

　　王子先：目前來看，產業轉移的勢頭加快，目前集中在我國出口相關的紡織、服裝、鞋類、玩具等產業，而港、臺資企業轉移的壓力更突出。

　　制造業向中西部進行梯度轉移是一個長期趨勢，應該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可以消除一些障礙，如有關部門推出的“萬商西進”工程、加強中部物流大通道建設、推行“大通關”，一些中部省份提出加強中西部與沿海的無縫對接等等，將會起一定的促進作用，今后中央與地方政府還可以發揮一些推動作用；但總的看國內產業梯度轉移應該主要依靠市場來推動，如果代替市場行為，急于求成，反而會引起負面的效果。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