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關于深圳市人大代表自行購買蔬菜送測，并根據送檢結果約談政府部門的系列報道在當地引起了很大的社會關注。對于人大代表的行動，輿論一片叫好聲，作為一名消費者，我也覺得有人監督政府對大家來說是好事，畢竟他們確實可能發現了一些問題。但是作為一名食品安全工作者，面對人大代表拿出的那些“慘不忍睹”的科學證據，我實在有點無法忍受。

**，用小樣本否定大樣本的做法很不科學。抽檢合格率是是科學監管的重要依據，但它并非可大可小的“如意金箍棒”。采樣點的選擇、樣品類別的選擇、采樣量、檢測項目均要考慮當地消費者的飲食結構、消費量等因素，目的是用有限的人力物力盡可能在統計學上反映食品安全總體狀況。為此，深圳市食品監管部門2014年投入1個多億，已經檢測了39萬多次。

而人大代表們花了幾萬塊錢，測了幾百個樣品，然后就表示“我們認為,能總體上反映我市農產品安全現狀”，這滿滿的自信心真是看得我一頭的汗，瀑布汗。就事論事的談問題可以，千萬不要上綱上線，如果幾百個樣品就能否定39萬次的檢測結果，那倒是替納稅人省錢了。可監督政府不是過家家，如果信不過政府的數據，應該質詢的是其抽檢計劃是否科學合理，實驗室質量管理是否過關，數據的披露是否及時、完整，而不是拿小樣本數據來較量。

其次，媒體報道中大量使用快速檢測的結果來暗示農藥超標情況嚴重，這也是很不科學的。快速檢測作為篩查方法是非常粗線條的，錯殺(假陽性)和錯放(假陰性)都很正常，因此必須用儀器方法作為仲裁。這就好比在家用早孕試紙測出來懷孕，還需要到醫院做正規檢測才知道到底有沒有懷孕。

比如媒體標題說“農殘抑制率高達99%”，媒體進一步解釋說“抑制率越高毒性越強”。這簡直是一派胡言，抑制率和毒性高低根本沒有必然聯系，否則如何解釋一份抑制率98%的茼蒿含有農殘0.17毫克每公斤，而抑制率79%的生菜反而有0.35?人大代表還說，國內農殘抑制率標準為50%，超過此標準意味著農藥殘留超標。豈知抑制率跟農殘超標也是兩碼事，比如人大代表們的檢測數據中有些抑制率“超標”的樣品后來經過定量檢測居然是“未檢出”。樂果的酶抑制率法檢出限是3毫克每公斤，而一份抑制率99%的毛瓜用儀器方法測定出的樂果含量才1.88，這就好比一個近視眼查視力的時候居然蒙對了視力表*下一行。

此外，數據的研判解讀往往比數據本身更重要，但上述新聞中的數據解讀可謂“稀爛”。比如水胺硫磷在蔬菜中并無限量要求，不知豆角超標的說法從何而來?氯氰菊酯屬于擬除蟲菊酯類農藥，怎能用酶抑制率法(該方法僅適用于部分有機磷和氨基甲酸酯類農藥)?同樣是西洋菜，毒死蜱殘留為0.22毫克每公斤時是超標2倍，而0.08時卻顯示超標1倍，這數學就是體育老師也教不出來啊!

以媒體披露的少量碎片信息就能發現如此多的問題，不知道約談政府部門的人大代表們是否還“對結果很有信心”呢?盡管聲稱是在供港基地檢測的，但是供港基地的結果不等于香港監管部門認可。我覺得這件事對于這家檢測機構來說更像是“家丑”，本不應該大肆宣揚。如果香港人知道供港基地就是這個專業水準，又會怎么想呢?

當然人大代表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和思考也要肯定，比如他們認為應該“完善食品追溯制度，將工作做到前端，從而減少末端檢測”就非常符合源頭控制、過程管理的思路。代表們對政府部門的抽檢合格率“虛假繁榮”的質疑也是公眾普遍的懷疑，希望代表們通過督促政府及時、充分的公開相關信息，還公眾一個明明白白。事實上，監管部門不應該等代表們督促，而應該更加積*主動的做好風險交流。

食品檢測是有門檻的，這個門檻不僅僅是高昂的費用門檻，更是食品安全的專業門檻，這絕不是找一家檢測機構做幾個數據就可以指點江山那么簡單。目前媒體報道中的第三方食品檢測多數像“過家家”，出現過很多烏龍事件，甚至有利益推手操縱的痕跡。食品安全說到底是個信心問題，重建信心、傳遞正能量不能靠粉飾太平或者靠喊口號，但也不能把輿論監督當做兒戲，應該依靠科學，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