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3月1日還有五天，和全國的紡織企業一樣，浙江紡織企業又將面臨一項新的“自我約束”：出口自動許可證。商務部出臺的《紡織品出口自動許可暫行辦法》將從3月起正式實施，這也是自去年12月29日海關總署出臺對部分紡織品出口征收從量稅的政策后，在短短2個月的時間里，我國實施的第二項針對“后配額時代”紡織品出口的調控政策。
　　出口“井噴”喜中有憂
　　并不出人意料。在正式擺脫配額約束后，浙江紡織服裝出口在今年首月即取得開門紅。杭州海關*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浙江紡織品與服裝出口總額為19.2億美元，接近去年單月出口*高紀錄20.2億美元的水平，比去年同期增長39.1%。其中，紡織品出口為8.7億美元，同比增長了46.5%，為歷史上單月出口的第二好成績。服裝出口達10.4億美元，為去年10月份以來的*高點，同比增長了34.1%。而與此同時，今年1月份全國紡織服裝出口為37.36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3.93%。
　　紡織品出口在“后配額時代”首月的表現已經引起了一些業內人士的擔憂，他們指出，雖然我國已對152 0173 3840種紡織品征收出口關稅，但其所征關稅只占出口紡織服裝總成本的1.7%，關稅成本遠低于部分企業原用于購買配額的成本。因此，加征關稅對配額取消后紡織品出口的調控作用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不足以讓一些紡織企業高漲的出口熱情“降溫”。而如果任紡織品出口量急劇擴張，則很容易招致新的貿易壁壘。
　　主動“設限”為了規范秩序
　　用“十面埋伏”來形容“后配額時代”我國紡織品出口面臨的形勢并不為過。在美國針對我國紡織品的“特保”利劍依然高懸之際，2月10日，歐盟委員會宣布，為使受到印度洋海嘯影響的國家早日受益，原定于今年7月1日起實施的歐盟新普惠制安排將提前至4月1日。根據新普惠制的“畢業”標準，我國的紡織服裝將不能再享受普惠制下的關稅優惠，應繳納的關稅稅率將由目前的平均9％上升至12％。
　　針對我國紡織品的限制措施不僅來自于歐美發達國家，受歐美一些國家對我國紡織品所謂“威脅”的夸大宣傳的影響，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正在針對我國紡織品采取一些限制措施。用商務部研究院趙玉敏研究員的話來形容：我國紡織業現在是“腹背受敵”。
　　在這樣的背景下，實施《紡織品出口自動許可暫行辦法》的目的就一目了然了。省外經貿廳外貿處一位負責人表示，《辦法》是繼加征從量稅后國家出臺的另一個調控措施，有助于加強對我國紡織品出口數量的監控、分析，在**時間掌握對美歐等敏感市場的出口動向，及時向出口企業發布出口預警信息，從而保護我國紡織企業不受國外“設限”傷害并保證它們的可持續發展。浙江凱喜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吳總也對《辦法》表示歡迎，他認為，在配額取消后，一些“追逐近利”商家的無序出口是我國紡織品出口面臨的*大隱患，很容易使我國紡織品在國外遭遇“封殺”，《辦法》的實施有助于規范出口秩序。
　　“走出去”化解難題
　　顯然，無論是加征關稅還是此次《辦法》的出臺，其目的都是希望推動我國紡織企業抓緊解決“結構升級”這一老生常談的問題。據杭州海關提供的*新分析，今年1月份，我省紡織服裝的出口平均價格和數量分別增長4%和34%，顯然紡織服裝出口規模的擴大仍以數量增長為主。杭州海關有關人士為此提醒企業，如此快的出口增速，如果同時不能盡快實現從數量增長向價值增長的轉變，很容易遭遇新的貿易壁壘。
　　那么，在“后配額時代”新的貿易背景下，浙江紡織企業應何去何從呢？浙江國際經濟貿易研究中心主任賴存理教授表示，我省紡織企業在生產設備、產品設計、出口市場、勞動生產率等方面均具備一定比較優勢，今后要做的是提高技術含量和設計能力，加快打造自有品牌。他還建議，我省一些具備條件的紡織企業不妨“走出去”，把一些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紡織品生產，逐步向外轉移。這樣，不僅能提升自身產業水平，還能減少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競爭，增強合作性、互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