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韓國三星正式關閉其在中國大陸**一家網絡設備生產企業——深圳三星電子通信公司，并遣散了320人。

過往幾年，三星在中國的用工人數大幅跌落，其工廠也漸漸由中國轉移至東南亞。截至目前，三星在中國的用工人數不足3000人，而在東南亞地區的用工人數卻達到了14萬，比當年*盛時期的中國還多出4萬。除此之外，三星去年在越南砸下的100億美金的投資，更是占到了去年越南工業總產值的15%左右。

縱觀這十年，我們會發現，外資工廠從中國撤離已經變成了一種非常顯著的現象。而外資之所以大量涌入，得益于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所實行的進口替代戰略：以優惠的土地稅收政策與廉價勞動力吸引國際公司，促使它們將工廠搬至中國。

所以，當時的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取得累累碩果，主要來源于這兩種所有制力量的增長：本土民營企業的壯大和外資企業的涌入。

不過，隨著土地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以及對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取消，2008年以后，大量的工廠開始從中國撤出。

**起引人關注的事件發生于2009年3月，耐克關閉了它在中國的**一家鞋類生產工廠，遣散了156 0190 2607名員工，引發了當時大規模的工人罷工。但相比于耐克，在2012年，另外一個運動鞋廠商阿迪達斯則做出了兩個頗有意思的決定。

一方面，它宣布將在中國新開1100多家分店，另一方面，它也宣布關閉在中國的**一家自有工廠，將生產線遷移至東南亞的緬甸。

這兩個決定看似矛盾，卻說明了一個事實——中國日益增長的內需是這些外資企業需要的，但是各種成本的提高又讓他們被迫把工廠撤離。

人力的低成本優勢一直是中國制造在全球競爭中獲勝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這項優勢正在慢慢喪失。

今年年初，新發布的《經濟藍皮書：中國經濟前景分析》指出，目前，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已趨近美國。不僅人均工資水平年漲幅位列全球**，達到了8%，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均工資水平更是遠超東南亞國家，人均成本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度的2倍，印尼的1.8倍。

在這種情況下，三星、耐克與阿迪達斯可以一走了之，但是對于中國本土的制造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一種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倒逼機制。

眼下，有的企業開始將生產線搬至東南亞，有的企業則嘗試用機器人來替代一線的產業工人，而還有些企業，它們希望通過開發核心技術，升級產業來擺脫勞動成本的壓力。

有一次，我在深圳的一家外資企業做調研，公司負責人正要將自己的工廠搬去越南。我問他原因，他說了兩點。

**個原因，東南亞的人均勞動力成本遠遠低于中國。他說在深圳的工業園區，一個藍領工人的月薪起碼在5000元以上，加上五險一金及各種生活配套，起碼要支付1.2萬元人民幣左右。但在越南，這個成本只有1000元人民幣。

第二個原因，東南亞各國效仿30多年前中國的做法，在吸引外資上給予了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

這種外資工廠的大規模撤離，對中國產業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在擁有2萬多外企的廣州，外企已占據全市工業總產值規模的62%以上，在上海，外資則貢獻了全市2/3的進出口總額與工業總產值。而在蘇州和廈門，這項指標也分別達到了67%和70%。

同時，這些外資工廠也給中國貢獻了大約3000萬的就業崗位，若再加上相關配套的內資企業，這個數據可能要再翻兩倍。

中國經過40年的發展，成為了全球*大的制造業大國。但是，外資的大規模撤離在未來的幾年仍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景象，它們的離去不僅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產業空間，也促使我們加緊反思該如何降低制造業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降低稅收與營商環境的成本。

今天，這篇文章的話題來自“每天聽見吳曉波”本周的音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