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記者 宦艷紅

　　“中國食品安全體系的短板在農業，只有讓農民得益、致富的模式，才是中國乳品業長治久安的模式。”近日，在復旦大學舉辦的一場食品安全研討會上，剛剛從荷蘭考察歸來的復旦大學企業管理系主任蘇勇稱，解決中國乳業問題，流行于歐美乳企巨頭的奶農合作社模式值得借鑒。

　　“奶農是產業鏈老板”

　　在荷蘭等歐美發達國家，奶農以自愿自發的方式組成合作社。合作社投資、擁有乳品公司，一體化控制乳制品加工和銷售環節。合作社的領導由奶農投票選舉產生，乳品公司的職業經理人由奶農代表組成的薪酬委員會任免。在這些國家，奶農是整個產業鏈的老板，占有全產業鏈的利潤。據了解，世界*大的6家乳制品公司，有3家屬于這種合作社一體化模式。

　　合作社一體化模式，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提高奶農收入的問題。以蘇勇此次考察的荷蘭皇家菲仕蘭坎皮納合作社和同名跨國公司為例，2012年，菲仕蘭坎皮納公司（Royal FrieslandCampina N.V.全球銷售收入103億歐元，凈利潤2.74億歐元。該公司凈利潤的50%，通過合作社分給19000余名會員奶農。在該合作社，一個飼養85頭奶牛的中等規模家庭農場凈收入達到6.4萬歐元。其中，銷售原奶的利潤占79.6%；從乳品公司獲得的現金分紅、債券分紅、債券利息占20.4%。荷蘭奶農收入達到當地中產階級水平。菲仕蘭坎皮納公司是全球規模*大的5家乳制品公司之一。

　　蘇勇認為，合作社一體化模式有助于乳制品安全監管。中國食品安全的監管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企業的少數監管人員難以管住成千上萬的奶農。在合作社一體化模式中，絕大多數守法經營的奶農和公司職業經理人為了共同的利益，要求合作社嚴罰少數質量不達標的奶農。

　　中國推行的障礙

　　不過，他也指出，合作社模式在中國推行還有一些障礙，“我們中國人習慣于‘寧為雞首，不為牛后’，有了條件后都喜歡單干，喜歡自己當老大。”蘇勇稱，上世紀50年代人民公社的經歷，也讓中國社會層面較難再次接受合作社模式。

　　在長期從事合作社模式研究的原上海市生產服務合作聯社主任王善榮看來，如今的合作社與當年的人民公社有本質區別，“過去的合作社個人沒有財產權，是在計劃經濟背景下進行的；現在已全部放開，合作社實際上是勞動及資本的雙項聯合。”他認為，中國目前推行合作社模式沒有操作障礙，但需要政府鼓勵。

　　對于中國政府推進的乳企兼并重組，蘇勇認為，這并非提升乳品質量的*好方式，“規模可能是一個變量，但不是決定因素，確保食品安全主要不在于規模的大小，歷史也證明，大企業未必沒有質量問題。”

　　農場的規模也未必是越大越好。在荷蘭，大部分家庭農場的規模在50-100頭奶牛，采取戶外放牧方式。而中國乳品企業投資建設的“超大型奶牛場”，造成的生態壓力不容忽視。